楊本芬寫《秋園》:融入時代的一滴血

“我唯一覺得,一個好的時代,要給人儘可能多的選擇。”

作者:本刊記者 尤丹娜 發自江西南昌 來源:南風窗 日期:2020-08-19

“都是小姑娘呀!”

悶熱的南昌午後,當我和攝影記者走進這棟工廠宿舍的老樓時,首先傳來的便是楊本芬爽朗的笑聲。

桌子上擺着切好的西瓜、泡好的熱茶,她像任何一個尋常人家的奶奶,歡喜地迎接前來光顧的小孩,麻利地切菜做事,精力充沛,熱情而明媚,渾然不見作品裏的傷痕。

今年80歲的楊本芬,剛剛出版了她人生的第一本書—《秋園》。秋園,是她的母親,本名梁秋芳,生於1914年,逝於2003年,跨越了中國社會的幾番變遷,度過了時代更迭的諸多荒誕。

《秋園》是一本近乎復刻楊本芬全部真實回憶的作品。在這個“母親一生的故事”裏,楊本芬寫了以秋園為代表的普通中國女性的一生,寫了一家人如何在時代的顛簸中掙扎求生,寫了鄰里鄉親的生生死死,用筆趕路,重走了一遍長長的人生。


無需想起,不曾忘記

在楊本芬的書房裏,我見到了凝固在相框裏、88歲的秋園。她穿着一件褐色的上衣,釦子系得整齊,露出內裏端正的白色立領。

楊本芬的大女兒章南記得,這件上衣是外婆88歲時南昌來,自己帶她去買的料。外婆親自挑了布料,説料子正面不好看,要反面,就用反面做了這衣服,拍了照片。“你看她這一生,都是小白領要露出來,對襟,扣緊釦子,很精緻。”

拍攝照片的次年,秋園便去世了。那一年,楊本芬正在南京幫二女兒章紅照顧孩子,自己也做了外婆。

母親的死令暮年的她極為痛苦,也讓她開始懷疑人生的意義,“人死如燈滅”,母親在這世界上存在的痕跡將迅速被抹去,那些艱辛痛楚、一生顛沛,就白白經歷了嗎?

楊本芬的二女兒章紅是一名兒童文學作家,家裏有許多藏書。年輕時就喜愛讀書的楊本芬常常在家務閒暇之餘找書來看。在不同的字裏行間,她讀到了許許多多的母親。她們像秋園一樣,渺小又偉大—而文字,令她們音容閃耀,鮮活而永恆。

直到讀到野夫的《江上的母親》,楊本芬一連讀了兩遍,深深沉浸在那濃烈又悲傷的感情中,同時,她產生了一個強烈的願望:“我也要開始寫我的母親!”

自己也已經是快60歲的老人了,再不寫恐怕來不及了。在章紅家,那個由封閉陽台改造成的狹長廚房裏,楊本芬開始迫不及待地動筆。

她在廚房裏寫作。4平方米的空間佈滿水池、灶台、冰箱,容不下一張書桌。楊本芬坐在一張矮凳上,以另一張略高的凳子為桌,用一疊方格稿紙、一支筆來寫。寫完的那些,就收進不怕水濺油污的塑料袋裏。

她在家務間隙中寫作。有時,是洗淨的青菜晾在籃子裏瀝水的空閒;有時,是灶頭燉着肉,等待湯水滾沸的時候。

楊本芬一生從事過很多工作:種田、切草藥、會計、承包汽車零配件倉庫、供職汽運公司……沒有一樣與文學有關,她“喜歡看小説,很崇拜作家,覺得作家好了不起”,但從沒奢想過自己也能像作家那樣去寫作。

但在女兒廚房抽油煙機的轟鳴聲裏,楊本芬發現,寫作自己的母親與過往,太容易了。只要提起筆,楊本芬覺得自己“像個演員進入了電影中”,那些親身經歷的往事烙印在生命中,刻骨銘心;只要閉上眼想一想,畫面就潮水一般地湧來,過去的日子擁在筆尖,爭先恐後地等待被訴説出來。

“就像歌裏唱的,從來不需要想起,永遠也不會忘記”,在翻湧的記憶裏,楊本芬按照時間順序,從媽媽的童年開始寫起。

每寫一筆,就是和媽媽重新相會一次。

1919年,5歲的秋園不諳世事,和父母兄弟一起生活在中原腹地的河南洛陽,在雨後的屋檐下光腳踩水,還不知道命運為她準備了怎樣的磨難。

1926年,12歲的秋園一連失去了3位親人,在那個春天,也永遠結束了自己無憂無慮的童年時代。

1931年,17歲的秋園用“送我讀書”為條件嫁給楊參謀,也就是楊本芬的父親。楊本芬為父親取了化名“仁受”—這也像他的一生,仁慈善良、甘於忍受。

1937年,23歲的秋園隨同仁受供職的國民政府撤往重慶,在中途停靠的武漢下船,把過去的生活拋在了吊橋那頭。

1940年,26歲的秋園生下女兒楊本芬。在書中,楊本芬叫自己“之驊”,這是她舊時在家鄉的名字。

30歲的秋園、40歲的秋園……捱餓、受苦、丈夫去世、改嫁、遠走他鄉,在漫長而苦痛的歲月裏,她生下6個孩子,帶活3個,夭折3個。孩子夭亡,丈夫早逝,社會飢餓動盪,苦難堆疊的一生裏,她常説“不是日子不好過,是不耐煩活了”。

2002年,88歲的秋園歷盡滄桑,依然會為外孫女沒能看到山崖上怒放的杜鵑花而感到惋惜。

2003年,89歲的秋園終老於湖南。《秋園》的結尾,楊本芬寫,整理秋園遺物時,在她的棉襖口袋裏發現一張紙條,上面簡單寫着她一生的“個人總結”:

1932年,從洛陽到南京

1937年,從漢口到湘陰

1960年,從湖南到湖北

1980年,從湖北迴湖南

紙條上的最後兩行,是秋園對自己這一生際遇的形容:“一生嚐盡酸甜苦辣,終落得如此下場。”

故事結束了。這中間,80多年的苦楚,聚斂成幾處座標,是漂泊與掙扎的證明。一個普通中國女性一生的故事,就這樣被她的女兒以文字的形式,濃縮進這本小小的磚紅色封面書裏,凝固成某種永恆。 


融入時代的一滴血

秋園的原名叫梁秋芳,楊本芬覺得“芳”是一個俗字,就保留了“秋”,另起名為秋園。用“秋園”“之驊”這樣陌生的第三人稱敍述,楊本芬以為可以拉開距離,能夠消解掉回望母親與自己辛酸人生的痛苦。

但痛苦還是不請自來。常常寫着寫着,眼淚就模糊了稿紙上的字跡。有那麼兩次,楊本芬覺得自己心痛得快寫不下去了。

一次,是回顧自己求父母讓自己上學的時候。家境貧寒,作為長女,她知道開口要求讀書“非常殘忍”,但渴望讓人忍不住開口。母親秋園還沒來得及説話,一向温和的父親仁受突然從屋裏出來,手上拎了把菜刀,撲通一聲跪在之驊面前,把菜刀往脖子上橫,説:“明年再不送你去讀書,你就用這把菜刀把爸爸殺了!”

故事裏的之驊一陣心酸,抬頭望天,不讓眼淚掉下來。故事外的楊本芬,永遠記住了父親跪下去時的樣子,“爸爸那個時候膝蓋上打了兩個大補丁,一跪下去,兩個大補丁正好貼着地面”,12歲的之驊一心渴望着去上學,80歲的楊本芬卻一邊回憶着,一邊後悔,“當時怎麼沒有扶爸爸起來?”

另一次,是寫到弟弟楊鋭的死。彼時,秋園帶着楊本芬和楊鋭到別人家做裁縫活兒—不要工錢,只需要對方供口飯吃。

秋園是個極體面、有教養的母親,不允許孩子們在主顧家的堂屋內玩耍胡鬧,姐弟倆便到外面玩。冬日寒冷,破舊的衣衫也單薄,玩的時候吵吵鬧鬧還不覺得冷,回到家,弟弟楊鋭就病了,“咳得不得了,一天24小時地咳”,沒錢看病,就這樣活活拖了十六七天。

一天晚上,楊本芬抱着他,他忽然安靜了下來。楊本芬很高興,輕聲喊媽媽,説楊鋭不咳了,睡着了。秋園過來一看,才發現楊鋭已經死了。

“那個時候,苦得我們都不會傷心了。”人到了痛苦的極限,已經麻木了,面對逝去的弟弟,楊本芬的腦海裏竟然湧出“死了比活着好”的念頭—總不必再繼續受罪、捱餓,朝不保夕了。一家人幾乎沒掉一滴眼淚,就繼續茫然地為“活着”奔波了。

這個哀傷到麻木的故事,二女兒章紅在最後統稿時刪去了。楊本芬覺得格外遺憾,反覆説起“我的第一本書,這個親弟弟,我沒把他放進來”。

她幾乎已經習慣了生命裏大大小小的遺憾。

楊本芬覺得自己“命不好”。少時,因為家庭貧困,又是家中長女,她要幫忙做家務、帶弟弟妹妹,直到10歲才有機會讀書;17歲,好不容易考上湘陰工業學校,成績那麼好,讀到最後一年,學校卻停辦了;一個人輾轉流浪到江西,在半工半讀的江西共大分校讀到差4個月就能畢業了,又因為家庭成分被下放到農村。此後,她嫁給“不討厭”的男人,生兒育女,始終沒能“畢業”;因為要照顧孩子,她錯過了成為中學老師的機會,只能到縣城的汽運公司上班,又因為入職時間的兩月之差,她沒能轉正,一輩子都是“長期臨時工”;後來,孩子們各得其所,衰老也降臨,她的老伴有糖尿病和輕微的老年失憶,她必須像個護士一樣照顧他,把自己捆綁在他身邊。

“(這難道)不是我運氣不好不啦?就是命不好吧,肯定不好。”

80歲,出了一本屬於自己的書,忽然“鹹魚翻身”,楊本芬有時覺得猶在夢裏。

20年前,《秋園》最開始在網絡上連載時,很多人説要出版、要支持,但最後都不了了之,楊本芬甘心接受這份落空—這一生裏,落空的、“命不好”的事情太多,她慣性地順從與接受,不做其它考量。

“後來我老二(章紅)一遍一遍告訴我會出書,我都不相信;還沒拿到書號,我不相信;拿到書號,我還不相信。我覺得可能好運根本不會降臨,你説對吧?”

“沒想到,沒想到還真出來了,還有記者來採訪我,沒想到的事。”楊本芬笑起來,聲音響亮,皺紋舒展着—她第一次吃到了命運贈送的糖。

“我知道自己寫出的故事如同一滴水,最終將匯入人類歷史的長河。”楊本芬有濃重的湖南口音。她給我朗讀《秋園》自序裏的最後一句,“一滴水”的發音,很容易讓習慣了普通話的人錯聽成“一滴血”。這本小小的書,是時代長河中屬於渺小個體的一滴水,也是個人歷史中屬於楊本芬、秋園們的一滴血淚。

《秋園》出版後,楊本芬給湖南老家寄去了幾本,囑親戚幫忙,在母親的墳頭燒了。

“你説,她能看到嗎?她會不會高興?怎麼不託個夢給我?”不等我回答,她又低頭小聲重複着:“我好想他們喏,好想媽媽喏。”


沒得選的選擇題

作為女兒,楊本芬很早便意識到秋園與其他母親的不同。

在貧瘠而動盪的年代,普通家庭命若浮萍,有限的選擇裏,秋園想要自己的孩子活得至少有尊嚴。

要上學。父親去世後,兩個弟弟稍大,秋園就鼓勵楊本芬考中專,出門上學。“如果我留在家裏,在她身邊,可以幫到她很多家務,大大減輕她的負擔。但她沒有做出這種自私的選擇,她支持我念書,這很偉大。”

要體面。即使是出門討飯,秋園也要楊本芬穿着乾淨。晚年,秋園依舊熱愛關於“美”的一切,要在城市讀大學的外孫女章南給她寄一塊花布,待再見面時,黑底花布裏襯了好看的薑黃色,是很高級的審美。她的講究影響着楊本芬,即便是80歲,也要畫淡妝、戴蓬鬆頭髮的假髮片,關心鏡頭裏的自己是否大方得體。

要熱愛讀書。秋園晚年做白內障手術,有那麼幾天不能拆紗布用眼睛,她偷偷用手指摩挲着報紙,是對閲讀的無限眷戀。如今,楊本芬書房的書架上還放着秋園88歲那年在南昌小住時讀的書,是台灣作家廖輝英的幾本愛情小説—雖然時代所限,沒有辦法跋涉更遠的旅途瞭解這個世界的其它角落,但用讀書的方式,秋園完成了自己的抵達。

作為女兒,章南與章紅也很早便意識到楊本芬與其他母親的不同。

在同樣有限的時代選擇裏,她一面盡力維護着孩子們讀書、受教育的機會,一面用自己的言行保護着生活在特殊年代裏的孩子們,內心原本的天真與純善。

作為普通母親的楊本芬,最了不起的一點是,按照質樸的人性來看待事物。

章紅講起兒時的一件事。彼時生活的年代特殊,一句“資產階級生活方式”的評語,就足以讓一個人萬劫不復。有一天,縣城裏有一樁抄家事件,抄家對象是照相館的一個年輕人,理由正是“資產階級生活方式”。

縣城很小,一有熱鬧都是傾城出動,大家都趕去看抄家。但楊本芬整日為家務忙忙碌碌,不願意為“湊熱鬧”耽誤時間,因為沒人帶領,年幼的章紅沒能去看抄家。

鄰居們從抄家現場回來,聚在門口紛紛議論,語氣裏震驚於那年輕人有多腐化墮落:“牀底下有一些碎餅乾,餅乾都多到吃不過來,供應老鼠了。”

章紅在一旁聽着,覺得真是太可驚的事情,在這樣物質貧瘠的年代,居然有人“資產階級”到連餅乾都忘了吃!

楊本芬洗完衣服回家,聽到鄰居的議論,不以為然、輕描淡寫地對章紅説:“這有什麼呢,就是一個單身漢啊,容易肚餓,備了一點餅乾又忘記吃完,被老鼠拖到牀底下去了……”

年幼的章紅愣愣的—“媽媽居然這樣講!別人口中十惡不赦的事情,她覺得沒什麼……”章紅第一次意識到,“大家都那般看待的事情,可能有另一種看法;大家都認為錯的未必錯得那麼厲害,大家都覺得對的可能也不那麼對……”

這件事,被章紅看作是對自己獨立思考的重要啓蒙。楊本芬並沒有受過高深的教育,她秉持的只是人性。這樣的母親,讓章紅相信,“只要人性猶存,並且順應與肯定人性,我們總能自救,亦能度人,不至走到惡劣與毀滅的邊緣”。

作為女兒、同為“創作者”,章紅特別喜歡母親沒有被社會觀念裹挾的這些時刻。那些珍貴的本能和直覺,讓這個一生困囿於命運的老人,綻放出獨特的光亮。

《秋園》出版後,有讀者覺得這是女性通過書寫完成的一次“突圍”,但章紅覺得,這從來不是一個“有性別自覺意識的文本”,但秉持着“人性”的本能,楊本芬常常會有一閃而過的質疑。

有一次,楊本芬住在章紅家時,電視開着,在放一個電視劇,裏面的男主人公正捶胸頓足:“我是一個男人!我是一個男人啊!”楊本芬在一旁,困惑地嘀咕了一句:“是個男人怎麼,就這麼了不起囉?”

除了這些一閃而過的、來自直覺與善意的質疑,楊本芬依舊是一個觀念上深受傳統文化影響、行為上也頗為傳統的女性。她從來沒有把自己寫作的能力看作某種特權,別人要為此事讓路。正好相反,照顧家庭,幫助孩子們始終是第一位的。“命不好”的弱勢心理,讓她窮盡半生追求的,僅僅也只是順着命運的河流,“能夠活下去”。

只是這一回,因母親秋園去世而奔湧的內心情感,推簇着楊本芬頭一次衝破枷鎖與圈禁,第一次做了“活下去”以外的選擇:寫一本書,回望自己的來路;講述自己的故事,讓它存在、留痕,讓一位看上去平平無奇的女性,擁有記錄家族史、獲得話語權的權利。

我問楊本芬,人生行至此刻,有沒有哪個時候覺得“如果選擇另一條路就好了”?她幾乎沒猶豫地回答,“沒得選。”

“比如我當時只能跑去江西,為什麼?身上的錢只夠到江西,就是想去新疆也不行的呀!”她又大笑起來,露出很多顆牙齒,眼睛閃亮得彷彿是在説別人的故事。

《秋園》的最後,是章紅為這本“母親寫外婆”的書寫作的“代後記”,她把文章名字起為“解命運的謎”。

“我年輕的時候因為老是聽我媽媽説她家庭的事情,充滿了同情,腦子裏就會作出假設,怎樣做,可以改變這個家庭的命運呢?就會冒出解命運的謎的想法。”

只是如今,章紅覺得,這題目實在狂妄了些。既然是命運,必然有其無法選擇的部分,所以命運如果成謎,那就一定是無解的—或者,明知有解,也最終還是“沒得選”的無力。

所以,“我唯一覺得,一個好的時代,要給人儘可能多的選擇”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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