冷戰前線:從西柏林飛地到撤離西貢

整場越南戰爭期間,美國共向越南投下了800萬噸炸彈,遠遠超過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各個戰場投彈量的總和,最高估計造成越南160多萬人死亡。

作者:特約撰稿人 吳陽煜 來源:南風窗 日期:2020-08-19

1948年6月28日,在二戰後美英法佔領區所合併的西柏林市上空,掠過一架又一架滿載生活物資的美軍運輸機。這些西柏林兒童口中的“糖果轟炸機”,將土地上數以百萬計德國民眾所需的食物、藥品、煤炭空投下來,撒向這片完全位於蘇聯控制之東德境內的飛地。

從18世紀初就擁有首都身份的柏林,二戰結束後由美英法和蘇聯劃分為東、西兩塊接管。1945年2月簽訂的《雅爾塔協定》,對德國疆界進行了重新劃分,德國實際陷入被同盟國軍事瓜分的狀態。但為了凸顯兩極在全球的霸權地位,淪為戰利品的二戰戰敗國德國,註定成為矛盾集中的首要爆發點,乃至於在日後演變成美蘇權力對比變化的風向標。


西德單向吸收東德

自1948年2月美蘇爆發嚴重分歧以來,處於蘇聯層層封鎖下的西柏林淪為飛地,在政治意義上變成冷戰開啓時最前沿的陣地。

首都尚且如此四分五裂,整個德國更是從此被割裂為社會制度背道而馳的兩個敵對國家。毋庸置疑,美蘇雅爾塔體系地緣政治對峙的中心在歐洲,而最為核心的對峙焦點就在德國。

回顧這段幾乎貫穿冷戰歲月的德國割裂時期,在戰後首個互相接觸加遏制的階段,美國率先在德國問題上實施分裂政策,推動美、英、法三個德佔區進行合併,還發行新貨幣“德意志馬克”實行幣制改革,切斷與“蘇聯在德軍事佔領區”的經濟聯繫。

權力範圍被步步逼近蠶食,自然引起蘇聯的強烈不滿。在發起指控英美法分解德國的“告德國民眾書”抗議後,1948年6月,除保留從西德往柏林的三條空中通道外,危機感愈發明顯的蘇聯,全面切斷了德國西佔區與柏林之間的水陸交通和運輸,由此引發了第一次柏林危機(柏林封鎖),將肅殺嚴峻的冷戰氛圍推向首次高潮。

在實施地理意義的隔絕分裂之後,1945年5月,在美、英、法佔領當局的推動下,西德議會委員會通過並正式對外公佈了德國基本法《波恩憲法》。德意志聯邦共和國(西德)就此成立,並於1955年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,在國際層面正式成為資本主義陣營的成員。

作為迴應,1949年10月,蘇聯促成德意志民主共和國(東德)在蘇佔區的基礎上成立。1955年5月初夏,民主德國和蘇聯、捷克斯諾伐克等共八國,一起簽訂軍事同盟條約“華沙公約”(全稱《關於統一國際航空運輸某些規則的公約》)。從此,一個抗衡北約的社會主義陣營國家間的軍事集團“華約”誕生了,一個喪失主權的國家德意志正式分裂為兩個國家。

分裂過後的東西德,從彼此戒備的狀態下,互相敵視於綿延100多公里的水泥、鐵絲網牆體兩側,發展到最終放下提防,真正翻越現實和精神世界的柏林牆,這固然是無數渴望祖國統一、呼喚自由的德國民眾最樸實的心願體現,但背後也反映出蘇美兩極權力對比的此消彼長。

步入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,由於投入長達10年的阿富汗戰爭的緣故,在國際上陷入空前孤立的蘇聯實力衰減,經濟結構嚴重失調,在1987年這一年國民生產總值還被日本超過,使得自身世界第二經濟強國的地位不保。

受國力嚴重減退影響,1985年上台的蘇共中央總書記戈爾巴喬夫實行全面收縮戰略,對東、西德走向統一的立場從反對轉為贊成,最終促成聯邦德國對民主德國的吸收統一。

處於優勢地位的美國,同樣發生了默認西德對東德吸收統一的態度轉變。1989年年底舉行的美蘇首腦會晤上,老布什總統還曾表示“一個強大的、統一的德國不符合美蘇兩國的利益”,但在得到統一後的德國繼續留在北約的保證之後,老布什政府開始積極出台政策,推動德國統一問題的解決。

直到1990年8月,東德人民議院通過決議要求東德併入西德,兩德終於在同年10月合併為一。綿延40多年的分裂狀態結束,但東、西德發展不均衡的問題延宕至今待解,成為影響全德團結的結構性隱患。

柏林牆倒塌已經超過30年,但根據德國政府公佈的《德國統一年度報告》,超過一半(57%)的前東德居民感覺自己是國家的二等公民,僅有38%的前東德居民認為兩德統一是成功的,該比例在40歲以下的前東德青壯年中更低—僅為20%。

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副教授、法學博士田飛龍看來,站在國際政治博弈的角度,民主德國與蘇聯遭受了不可逆轉的政治失敗:“從當時的歷史狀況、民意基礎來看,聯邦德國對民主德國的單向政治吸收,難以避免。”


迫使美軍撤出南越

此前在亞洲大陸上,持續20年的越南戰爭使得中南半島的局勢更為血腥慘烈。早於上世紀50年代中期,美國在越南南方扶植吳庭豔建立“越南共和國”,與北方社會主義性質的“越南民主共和國”形成對峙,從而造成越南分裂。

整場越南戰爭期間,美國共向越南投下了800萬噸炸彈,遠遠超過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各個戰場投彈量的總和,最高估計造成越南160多萬人死亡。

在對越問題前期實施支持分裂的政策時,美、蘇在東南亞地區尚處於權力均衡的局面。意識到東南亞地處印度洋和太平洋交通要衝的戰略重要性,在積極介入越南戰爭後,1961年美國開始派出軍事顧問開展“代理人”戰爭,到了1965年,美國直接出兵越南,加固越南的分裂態勢。

而就在20世紀60年代末,深陷原始熱帶叢林和東北亞寒冬的美國被拖入戰爭泥潭,出現改變對越政策的跡象。至1976年9月,亞太地區美軍人數下降至18.8萬人,僅佔其海外駐軍總數的34.5%。

據美國官方統計,美國用於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的直接、間接費用,高達5100多億美元。除了高昂的財政支出,美國又遭到第二次美元危機的打擊,這使得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,世界第一極美國的國際地位發生衰落。

與之相對應的是,這段時期蘇聯的經濟和軍事水平快速提升。公開資料顯示,1962年到1972年,蘇聯的戰略核武器增加了7倍以上,而美國只增加了1倍,兩國的戰略核武器數量近乎持平。也就是在國家實力消長的背景下,1969年尼克松總統開始尋求與蘇聯緩和關係。至於曾經的軍事盟友南越阮文紹政權,則在美軍逐漸撤離後,淪陷在北越如潮的攻勢中。

1975年4月30日,美軍最後一批直升機飛離西貢,僅僅5個小時後,北越的坦克就轟鳴着撞進南越總統府。西貢市由此被更名為胡志明市,越南戰爭終結於此。

“二戰後的美蘇全球權力平衡有多個支點,在中南半島是南越和北越。”田飛龍認為,美國在朝鮮半島與中南半島的持續擴張政策,打破了戰略平衡,破壞了地區和平與穩定,透支了美國的戰略力量與道德資本。


多邊主義治理秩序

在東德併入西德和北越攻克南越之外,中東地區,20世紀60年代起,蘇聯施以大量援手的“也門民主人民共和國”和倒向資本主義陣營的“阿拉伯也門共和國”糾纏紛爭不休,直至1990年5月,南北也門的分裂局勢在蘇聯收回援助後方尋得和平統一的轉機;而在遠東,圍繞斜貫朝鮮半島的北緯38度線的三年熱戰,遺留下來的分裂問題至今仍是東北亞安全局勢的最大隱患。

兩極權力結構形成之後,和過往歷史時期相比,最大的特徵在於對民族國家主權的衝擊明顯。美蘇的外交政策,覆蓋了越南、德國、也門從衝突對峙(不限於軍事領域)到一體化的全過程。阿富汗、安哥拉、尼加拉瓜沒有分裂,但內戰多年,而埃塞俄比亞,後來分出了厄立特里亞。

不過,美蘇關係緩和時期,雙方也會約束各自陣營部分國家的挑釁衝動。這給我們當今維持和平及國際合作,帶來哪些啓示?

田飛龍表示,世界的持續和平與發展,應建立在多邊主義的治理哲學與制度基礎之上;冷戰滿足了超級大國的意識形態與地緣政治利益的訴求,鞏固了各自的霸權基礎和收益空間,但對其他各國以及世界和平與發展卻是偏向消極的。“美蘇舊式冷戰總體上是破壞性的,是以冷戰前沿有關國家與地區的局部熱戰、長期分裂、民族反目、自決權受壓制以及經濟社會發展遭受嚴重破壞為代價的。”

美蘇兩極尖鋭博弈,會對大國各自勢力範圍內的國際政治行為體造成嚴重干預,對民族自決準則和國家主權形成強烈挑戰。兩極權力對比一旦出現失衡苗頭,會在很大程度上主導博弈前線的代理國對抗態勢的走向。意圖在全面對抗局面展開後的鬥爭中“站隊”得利,獲利也只是暫時的。

相對於主動或被動“站隊”到西方或東方陣營,不結盟運動是一種鬆散的團隊形式。它成立於1961年,絕大部分成員是亞非拉的發展中國家。在某些歷史時刻,它發揮了輿論裁判一錘定音的作用。中國在冷戰後期最終擺脱蘇東陣營,奉行不結盟政策,於1992年成為不結盟運動的觀察員國。

回到當下,田飛龍認為,如果中美進一步陷入高風險的緊張狀態,不僅對中美兩國不利,也必然波及世界其他各國。“第三方力量是龐大和具有建設性的,為了自身利益及國際和平,不能簡單追隨美國的新冷戰立場,不能刻意加入哪一方來製造新冷戰的森嚴壁壘,從而破壞全球化與全球和平發展的既有格局。”

“第三方力量,應當注意遵守和維護二戰後形成的多邊主義治理秩序,理解和支持中國為避免‘新冷戰’及維護‘和平發展的國際秩序’所做的相關努力,與中國一道反擊美國的冷戰鷹派的戰略挑釁和冒險行為。”田飛龍強調,“機會主義地追隨冷戰,與自身及人類長遠利益背道而馳”。

“今天誰要再重啓‘新冷戰’,就是要重複20世紀後半期的國際政治悲劇故事。為此,各國應予以警惕和抵制,反對單邊主義、冷戰主義與霸權主義。”田飛龍表示,“中國的正當抗爭,第三方的理性自守,多邊主義治理秩序的共同維護與更新,是反擊新冷戰威脅的國際政治理性之核心”。


版權聲明

本刊及官網(南風窗在線)刊登的所有作品(包括但不限於文字、圖片、聲音、錄像、圖表、標誌、標識、廣告、商標、商號、域名、程序、版面設計、專欄目錄與名稱、內容分類標準及多媒體形式的新聞、信息等)未經南風窗雜誌社書面許可,不得轉載、摘編或以其他形式使用,違者必究。

版權合作垂詢電話020-61036188轉8088,文小姐。